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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狂野呼喊，还有一些杂乱的、带有旋律的哨声和其他乐器的声音，让人不祥地联想到某些流传在沿海地区偏僻村庄里的古老请神仪式。即便在白天的时候，人们也经常会在劳家大院的周围闻到奇怪的臭味，或者看到工人抬着密封的箱子出入大院——至于箱子里是什么，就连搬运的工人也不知道。

而在这种情势下，作为劳家的一家之主，劳格林似乎也丧失了控制事态的能力。许多与劳格林有来往的德国商人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公开或含蓄地提醒自己的生意伙伴应当制止那些发生劳家大院里，令人不安的古怪活动。虽然劳格林也全都答应了下来，但那些午夜里的古怪声响并没有就此消失，那些徘徊在院子周围，形迹鬼祟的外地人也不见减少。随后，在1907年年底到1909年年初的那段时间里，几个青岛本地的“长生道”信徒神秘失踪的案子又给劳格林的生意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即便租界政府与巡捕局并没有发现失踪案与劳家——或者“长生道”——有什么明显联系，但许多没什么见识的居民都相信这是劳家与“长生道”的信徒正在举行某些神秘的祭祀；而另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则将民间的流言与劳家大院里发生的事情斥为愚昧无知的迷信。1908年的时候，更有几个知识分子还在《胶州报》的《论说》专栏里发表文章指责劳格林等人“夜聚晓散，妄求长生之术，实则诳诱愚民，谋财害命也。”

多方影响之下，劳格林的行栈生意自然一落千丈。许多原来的友人也刻意地与他疏远了关系，而那些迷信的居民们更对整个劳家怒目相向。然而，在仅存的几个还与劳格林保持来往的朋友看来，这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商人似乎不再关注公众们的看法了。在那段时间里，他变得越来越焦躁和恐惧，但却绝口不提与劳家或是他自己有关的任何事情。越来越多的钱被花在了一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像是从国内和海外搜罗神秘的古籍，或是会见某些奇人异士，而那些真正应该关注的生意则全都被抛到了一边。

1909年年初，刚过春节，劳格林又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困惑的事情。他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也就是劳铭昌的祖父——年仅五岁的劳斯惟送去了东北，托付给了奉天府的药材商人王志承。虽然劳格林对外宣称这是为了让劳斯惟从小跟随王志承长大，学习药材经营的门道，但这个借口即便在今日看来也站不住脚。因为不论是开始学习接管生意的长子劳斯明，还是已经年满十六岁的次子劳斯德，都比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更适合学习经营药材生意。对于这种毫无道理的安排，喜欢议论的闲人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多数人觉得这和劳斯惟的身份有关——因为劳斯惟是小妾的儿子，而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所以正妻一直想将他送走；也有人觉得劳格林只是找个借口让他出去避一避而已。可是没有人料到，这件事只是一桩更大变故的序曲。

对于劳家在1909年之后的历史，劳铭昌起初了解得并不多。他只是注意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青岛档案馆里收藏的1909年之后的历史材料里几乎找不到任何与劳格林，乃至整个劳家，直接有关的记录。就好像这家人突然凭空消失了一般。而经过进一步的发掘后，他又在收养了祖父劳斯惟的药材商人王志承1910年写给另一个生意伙伴的书信里找到了这样一句带有不祥蕴意的话：

“兴长之事，君必有所耳闻。那日兴长将斯惟托付于我，怕是料到有此一劫。”

这里提到的“兴长”就是劳格林的字，但信里并没有就劳家发生的事情做详细说明。再后来他又在别的地方看到了一些隐约提及1909年变故的内容，但都非常简略，一笔带过，仿佛知情者全都有所忌讳一般。这让整件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虽然劳铭昌对这个谜团很感兴趣，并且认为祖父肯定因为1909年发生的事情而失去了与家族的联系，然而由于缺乏详细的材料，相关的研究一直在死胡同里打转。直到2010年，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给他带来了全新的线索。

由于有着专业的文史研究背景，而且经常在档案馆里协助工作人员整理修裱文书，劳铭昌以及他的研究工作在青岛地区的历史爱好者圈子里一直小有名气。2010年春天，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举办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还特意邀请劳铭昌做了一个有关德占时期青岛地区商业文化发展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劳铭昌认识了来自青岛海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罗广胜。这个年轻人的广博学识给劳铭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他们很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友。

当时罗广胜正在从事有关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因此他们谈论的话题主要围绕着秘密教派“长生道”展开。在研读过罗广胜收集的材料后，劳铭昌意识到“长生道”的历史可能比他想象的要久远得多。这很是一个在中国沿海地区流传了数百乃至上千年的密教团体，并且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在两晋时期候，它被称做“服食教”；在唐朝的时候，它又变成了“金丹教”；甚至当蒙古南下灭宋，建立元朝后，它不仅化身为萨满崇拜的分支存活了下来，而且远播到了朝鲜半岛。所谓的“长生道”只是它最近的名字而已。虽然咋看之下，这些密教团体似乎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它们在解释长生不死这件事情上却出奇的一致。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