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5章 商籍之争(1/2)

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政策，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是为颇费周折的“买粮换引”，而徽州远离边塞，山高路远，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陕西商人独享的“特区”政策，到明朝中叶为之一变。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财政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就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说，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而是直接拿出白银购买盐引，即能获得贩卖食盐的许可。叶淇是山阳人（今江苏淮安），此举显然打破了陕西及山西等“边商”固有的优势，给了地理上更接近两淮、以徽商为主之“内商”进入利润丰厚的盐业经营的良机。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据记载，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名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他们兼籍故土，实皆居扬”，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明代《扬州竹枝词》唱道：“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商业主力军。据记载，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领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曾写道：（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那时候，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贾”的传统，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据史料记载，在“南人”（即徽商）与边商（即山陕商人）的诉讼案中，前者往往能得到官方有利的判决。在争斗中占据上风。

明朝中后期万历年间编撰的《扬州府志》，记录了这种微妙的趋势：“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徽商）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江西）次之。”

明朝末年扬州有名的“商籍之争”，实际上正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商场积怨的一次大爆发。

在盐商云集的淮安、扬州二府，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商籍”，其子弟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按规定，其子弟不得在当地上学。

历史上。明崇祯五年（1632年），经徽商联名上书，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获得皇帝批准。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徽商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恰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乡的抗议，此政策遂缓行。徽商旧事重提，“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终于又不了了之。

“商籍之争”，前后达数十年之久，西商先胜后败，徽商终偿所愿，其实也折射出在此期间，陕、晋、徽三大商帮在扬州实力对比的盛衰变化。

这种争斗，最后的结果是1644年3月，陕西米脂人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逼得安徽凤阳人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但镇守辽东的明将吴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关，击败大顺军。顺便说一句，生于辽东的吴三桂祖籍“广陵首邑”高邮，也算是扬州人了。

这次改朝换代的战争，给扬州带来了灭顶之灾。1645年5月，清将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扬州城，明将史可法坚守城池达半月之久，杀伤清军甚众。城破后，史可法被俘就义，多尔衮为报复大开杀戒，造成“扬州十日”惨剧，民众死80万，西商、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难幸免，有明一代两淮盐业兴盛带来的商业繁华，毁于一旦。

入清以后，至康熙初年，全国形势大定，新兴的清朝亦思恢复经济民生，以稳固统治，而盐税数额巨大，两淮盐业的复兴自然是重中之重。在清廷的宽松政策之下，为躲避战火退走的盐商陆续再聚扬州，所谓“康雍乾盛世”的130余年间（1661年~1795年），扬州盐业达到又一高峰。极盛之时，每年经扬州运销的盐达160多万引（每引折盐200~400斤），仅盐课（即盐税）一项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当时之盐从海滨盐场经扬州转运到各省市场，价格可涨10倍以上。据估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缴纳盐课600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