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协作（下）(1/2)

任堂的话让邓名感到有些惊讶，他对明末人物并没有什么研究，所有的印象络，在他的记忆力，似乎前世给黄宗羲的评价很高，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思想家，虽然这看起来这和黄宗羲称颂满清帝王为圣人有些矛盾，不过邓名并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

现在邓名不愿意接纳黄宗羲的弟子进入他的军队，只是出于不愿意在军队草创的时候出现思想混乱——就像任堂刚才说的一样，要是邓名再用“祖宗之法不可变”和“事急从权”做挡箭牌的时候，要是跳出来几个士人给任堂帮腔就讨厌了——对此邓名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即使是前世的宪政国家，军队也依旧是专制堡垒；此外，邓名还有一些实用上的考虑，暂时这些江南士人无法给明军提供什么实质上的帮助，邓名当然更愿意把利益给他的同志、或是用来和地方实力派交易，而不是白送给士人。

不过看起来任堂对江南士人的怨恨不仅限于此，邓名觉得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员大将的理由，就试探着问起他为何对黄宗羲等江南士人如此反感。

“我们有今日之祸，全是江南士人造成的。”任堂对江南士人的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有属于同一阶级的亲近感，一方面又有坚持抵抗者对失败主义者的蔑视：“当年就为了一个拥立的问题，江南士林和弘光天子闹得势不两立，虏丑南侵之前，江南士林拼命诋毁先帝，唯恐将士、官民不对先帝灰心失望，马首辅保护天子，他们对马首辅也恨之入骨，竭尽造谣诋毁之能事，大敌当前，江南士林却竭尽全力地让天下百姓都深信朝廷君昏臣奸、亡无日矣，这到底是在帮谁的忙呢？其中黄宗羲起的作用更是无与伦比……”

说到这里任堂突然收住了口，因为他想起马士英在鲁王系这边也不受待见，再多说就会连张煌言一派也都牵扯进去了。

“马首辅。”邓名想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任堂说的是马士英，而且用得时敬称：“马首辅不是奸臣吗？”

“马首辅！”听出邓名语气中的疑惑时，任堂顿时又激动起来了，以前他也曾认为马士英够呛，不过任堂既然有以死报国的志气，那么无论是马士英、还是张家玉这样士人就都是他的榜样：“南京城破时，礼部主事黄公不降，多铎就用江南士林的说法劝降他，称先帝昏聩为何他要尽忠，黄公口称‘天子圣明’，多铎又问马首辅如何，黄公称‘忠臣’，多铎反问士人皆称马首辅为奸臣，为何黄公独树一帜？黄公答曰，马首辅保护天子，死战不降，忠臣何疑？而那些口称马首辅为奸臣的，反倒统统投降虏丑了，不是奸臣又是什么？”

说到这里任堂有些疑惑，他听说邓名是福王遗孤，既然如此又怎么会质疑马士英？

“说的不错。”邓名点点头。

讲述到这里时，任堂再一次停下，因为再往后又会涉及到鲁王系、唐王系对马士英这个福王支持者的迫害，仔细计较起来，郑成功和张煌言脸上都会有些难看。

东林复社对马士英最为痛恨，因为他们最担忧的就是福王坐稳帝位，和他们计较当年诽谤、侮辱郑贵妃一事。相比东林造谣谋叛，勾引左良玉配合清军进攻南京，马士英反倒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表现的极为克制，三次制止了弘光对东林的挑衅做出反击，力主要和衷共济，不过他最后得到的报答是大规模的武力叛乱。马士英被清军俘虏后大骂不降，被处以剥皮充草的酷刑，而东林得知后人人拍手称快，灭绝人性地笑称马士英这般下场和他“瑶草“这个号正相配。而且有一点任堂并没有对邓名说，当年复社领袖张溥死后，人走茶凉，复社的好友、门生都忙着争夺他留下的政治遗产，正是这个被东林鄙夷的马士英，因为一些浅薄的交情和士人的感情，独自为张溥的后事奔走了一个月，让这位东林领袖能够尸骨还乡、入土为安。

如果邓名想大用江南士人，任堂多半会把这些黑材料拿出来，让长江提督有所了解，不要完全信任他们，但现在邓名已经表现出了对士林明显的轻视，那任堂也就不雪上加雪，免得导致邓名更不把士人放在眼里，让他再也没法获得同盟军。而东林在邓名前世的后续行动，任堂当然不得而知，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主编明史的时候，仍常常写信给黄宗羲讨论内容，直到那时他们师徒仍唯恐马士英能获得忠义之名，《明史》羞羞答答地提了一笔马士英殉国的事后，马上又长篇大论地称，有野史称马士英是投降满清了的，只是事后又私通隆武才被清廷处死。在正史里大谈野史如何如何，这也算是独一份了，而且这段野史的描述比对马士英死亡的正式记录还详细，还要绘声绘色。

党争这种问题邓名同样是无可奈何，而且在他看来这也不是东林一家的毛病，西营要不是因为同样的问题也不会被清廷打得一败涂地。这次邓名劝说张煌言优先考虑帮助郑成功，就是希望能靠自己的努力把不同派系的明军再次团结起来。

“听说鲁王去了澎湖，张尚书对此颇有些担忧，我们回四川前，我回修书一封给延平，请他把鲁王送还舟山。”邓名觉得即使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让张煌言单方面付出也是不太合适的，所以就想设法让郑成功退一步，帮张煌言去掉一个心结。不过直到此刻，邓名对黄宗羲仍抱有一些指望，毕竟前世那个反封建反专制的大思想家这个名头还是很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