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大伯的故事(3/4)

爷爷放牛回来，奶奶二话没说伸出那只被崴了的脚：“快、快，给我拧过来”。爷爷用作浑身力气，“咔嚓”，奶奶的脚恢复了原位。

大伯十二岁那年爷爷去世。爷爷去世时留下三女两男五个孩子。大伯是长子，一个十二岁的娃娃与母亲相依为命，在支撑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当时家里穷得锅底朝天，锅里没一颗米，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

每到揭不开锅的时候，奶奶便出去剜野菜或山上挖红薯。

大伯每次瞧见都很难过，没办法就把他两个弟弟叫来，让其跟着一起去挖野菜和红薯。

拿回家，奶奶洗干净切好放锅里加水煮一锅子就这样喂养着五个孩子。

（5）

提起那段岁月，大伯总是长吁短叹。

大伯十九岁那年。寡妇老妈四处托人提亲，可是好一点的人家谁也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这样的清贫家庭，最后还是奶奶亲自出马，跑到村外另一个寡妇家商量。

两个寡妇同病相怜，都觉得门当户对，一家为儿，一家为女，也就痛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成婚的那一年，家里穷得要什么沒什么。眼看十冬腊月，婚期在即，全家人穿得还是棉袄棉裤改装的那身单衣。

那时大伯也开始做点工，看着全家老小衣衫破烂，他只得厚着脸皮，向掌柜张口借了几块钱，跑回神木城买了两匹白粗布，拿回家用草灰煮一煮，算是染了色，每人做了一件衣服。

穷人结婚，也没举行什么仪式，借了几斗谷子当聘礼就把伯母接过来，就这样简单地把婚事办了。

然后伯母在家跟奶奶操持家务，大伯四处寻工做，到婚后第二年才去山上砍了三棵树，做了一个简单的木板床，才有了大伯和伯母的婚床。

再后来伯母在婚后一年半生下了一个儿子，又一年后，生下一个女。看着日子有了一点想头，然而村里还里却要大伯去当兵。

大伯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虽然受了伤，便只得转业回家，后来的后来就又回到了这个山村。

有一次，大伯在回家的半道上被一小股土匪逮着，一个大眼窝的家伙端着一杆枪，逼着大伯问道：

“你是赵家什么人？”

大伯说“邻居。”

那个家伙继续追问：“何掌柜在哪儿？”

大伯回答：“在家了吧。”

那个家伙眼一楞，眼珠子就像两颗玻璃球：“在家？”冲着大伯屁股钉了一枪托子，问道：“在家还用问你？你知道他藏哪儿了？”。

大伯才意识到掌柜肯定是跑脱了，至于跑到什么地方，他确实不知道。

大伯脾气暴躁，口气有点生硬回答道：“我们只是邻居，掌柜藏哪我不知道！”

一句话惹怒了众村霸，一个当家模样的人过来说：“今天遇上刺儿头了，把这个愣球带回去，给点颜色看看。”

众匪徒如一群饿狼扑上来，把大伯一绳子绑住，一个住户人家的家里，宅院就是一个烂土房子，周围比较平坦，面前一条大川，房子被一片竹笈林包围。

这是这一小股抢头的临时驻地，几个匪徒把大伯五花大绑吊在房梁上，派了两个打手用水蘸麻绳抽打大伯，问“何掌柜藏哪里你不知道，你是何家的邻居，又是何家的伙计，何家的粮食，何家的银钱在哪里你该知道吧？”

大伯对何家的金银珠宝藏哪里确实不知道，就只得沉默不再说话任村霸们如何诈呼。

村霸们实在没办法，就把绳子砍断，把大伯丢在那竹林宅院里，就离开了。

大伯只得背着墙壁慢慢爬起来，因为双手被绑着好久才站起来。

沿着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又是晚上，找不到一个人来帮他解开绳索。

直到看见一住户才用脚踢了别人家的门，说清状况后那家男人才帮大伯解开绳索，然而大伯又向他家讨了一杯水喝。

那家人也是好心人，见大伯要走还拿了一个红薯给大伯。大伯连声说：谢谢，有眼泪星子在眼眶涌出来。

（6）

后来，大伯家的日子慢慢地好了起来。

彻了几间大土房。土房前挖了一个池塘，有了自家的几块菜地，也喂好些鸡，猪圈里还有一头母猪和几头猪仔。

大伯说：“看我们生产队的大队干部都忙成了狗，生产队的社员们一天到晚争工分，有自留地有饭吃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只是手上却总没几个零花钱呢？全家的银行是个鸡屁股与自家喂养的猪，老乡亲们吃饱了饭又想着需要有些余钱。”

大伯也说：“早些年我家每人分了十五斤小麦，再加上为孩子生满月代了一回客。剩下的麦子只够给小孩子喝点面条了。”别人喝了口酒也跟着说说：“国家支援农村喂猪，让每家养猪交任务猪。允许生产队留下一猪饮料地。我们不动集体队里的集体地，让社员们把荒地分成成猪饲料地，每家分上二分地，种什么怎么种，我们不用管，收成是自家的，这样也许没有那么多的饥荒。”

大伯可能喝醉了，讲话是东一句西一句，前后都不贯通，一下前一下后，只要是大脑里存在的记忆，他都想把它说出来。

于是听得我们稀里糊涂，有时候也搞不清他说的究竟是他的事还是别人的事。

有人吃口花生米问他：“这三只鸡是社会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