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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虹是我三天前的夜里从三里屯一个叫翼的酒吧领回来的三陪，回来时喝得烂醉。第二天晚上才睡醒，醒后浑身滚烫，说自己发烧了，我给她到药店买了一瓶退烧药，又过了一天烧退了，起来后我们一起做了一锅方便面，她吃完后打开电视，边看电视边把一瓶龙徽干红喝光了，并且和我一起把我的最后一块大麻抽完，后来她给我讲嫖客的故事，讲了四个嫖客以后便又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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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出租车停在亚运村11号楼下，然后走进楼洞，坐电梯上到8楼，出了电梯往右拐，走了三米后来到朱玲的门前，我敲了几下门，里面传来朱玲的声音，接着是她的拖鞋声，门开了，朱玲站在我面前。进来吧。她说。

我进了门，坐到沙发里。

大麻没了。我说。

朱玲给我端来一杯茶：你先喝口茶吧。

我伸手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把身体尽量往沙发里沉下去。

怎么了？朱玲问我。

没什么。

情绪那么低落。

谁知道——一直这样。

这样不好。

是不好。

你还有钱吗？

有。

姑娘？

有。

原来是这样。

朱玲笑了。

你笑什么？

我觉得你挺有意思。

有意思？

是，有意思

朱玲。

啊？

谢谢你。

谢我？

当然。

为什么？

你帮我买大麻——

这没什么，顺手的事儿。

可我什么也没干——天天呆着。

那不挺好嘛——总比干坏事强。

我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

朱玲去了一趟厨房，回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信封，她递给我。

我接过来，捏了捏，信封里是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是一小块大麻。

我把它放进兜里。

然后，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水。

朱玲看着我。朱玲。啊。本来我不想告诉你——说吧。是坏事。没关系。我和辛虹在一起，她是我从三里屯带回来的一个姑娘，有性病，昨天夜里，我喝多了，跟她睡觉，没带避孕套。你干嘛不早说？刚想起来的。那快去医院吧。我一会儿去。现在就去！朱玲急了，她三步并做两步，冲到门前，把门拉开：快走。我看了她一眼，站起来。那我走了。滚蛋。我走了出去，门在后面被重重关上了。我*在门上，吓了一跳，我突然感到有点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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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是我在硬石认识的，那时候是九四年，我二十六岁，刚刚开始写剧本，剧本的活儿时有时没有，有剧本写，就有钱花，就高兴，就能跑到外面混，没剧本写，就没钱，就不高兴，同样也要跑到外面混，总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和我的一班朋友天亮入睡，下午起床，聚在一起，往往一顿晚饭便吃到太阳落山，然后一起熬过漫漫长夜，直至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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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里，比起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电脑，或者一本本不知所云的书籍，我更愿意与别人在一起，无论那是些什么人，无论他们是好是坏，那是在九五年。

不用说，我那时陷入难以言喻的苦闷之中。

但在白天，我宁可睡去，即使吃上一百片安眠药我也要在白天睡去，白天是那些浑浑噩噩的家伙的天下，在白天，他们穿上西装或便装，她们描上红唇或画深眉毛，他们刷好牙齿，把脸洗净，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冲出家门，他们压抑着卑劣的念头走上大街，他们做出一个个计划。他们实施一个个计划，他们生产、交换、消费，他们控制别人，他们摆脱别人的控制，他们积极向上。他们是这个破烂不堪的城市的发动机，他们让这个臭气熏天的城市在人海里航行而不至沉没，他们奋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随着成功或失败，或沾沾自喜或垂头丧气，他们给自己理由，给自己借口，让自己存在，让自己有价值，他们在阳光下庸庸碌碌。一句话，他们在挣扎着，那一副副辛辛苦苦的尊容足以叫人肃然起敬，他们是那些正常人。

而当路灯亮起，咖啡店开门迎客，酒吧的霓虹灯开始招摇闪烁之际，正常人便纷纷从他们的岗位上鱼贯而出，返回家园，他们拧亮电视，听听里面的胡言乱语，他们吃起晚饭，与家人一起谈论工作的艰辛，待遇的不公以及各种生活琐事，与此同时，北京这座城市猛地撕下面具，刹那间露出另一付面孔。

我喜欢北京的另一付面孔，我喜欢看电影院里情侣嘴里讲着甜言蜜语，手里却做着下流的动作，我喜欢看迪厅里怪异的着装和扭曲的形体，我也喜欢看酒吧里那些一言不发的孤独者苦捱时光，我还喜欢在饭馆里看人相互吹牛、讲大道理，我更喜欢看妓女们浓妆艳抹，去骗取嫖客的金钱与欢心——这些夜里的景致一再上映，我则不厌其烦地一再观看。

于是，我扔掉手里的书，熄灭烟头，忍住从胃里泛上来的阵阵恶心，跳下床，披上衣服，装好钱包，走出家门，去观看那些被黑夜撕碎的碎片，我麻木不仁，无聊至极，但我也因此而能忘掉孤单，忘掉自己的痛苦，不再想生活是否真正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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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是大庆介绍给我的，有一天半夜十点钟，我和大庆一起在他家边听卡拉斯唱的《蝴蝶夫人》，边讨论去哪里混，时常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们去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