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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潜艇战术的成功，大汉帝国海军部也开始发现了这种战术上的局限性：当前实施的潜艇战术是以配置侦察或巡逻区域网开始的，最先发现敌舰的潜艇在通报敌情之后，立即发动攻击，其余从各方向赶来的各潜艇再集中围攻。事实证明，这种战术只能对付速度较低的敌舰―――商船队。

于是，为了能够对付敌人的高速舰队，又在这个战术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即在侦察和巡逻区域网后面再配置一个或数个支援潜艇群来对付发现的敌舰船。这种改进使得这一战术更加完善，在后来的实战中又发现了更为理想的战术队形：环形配置。

环形配置方式就是敌舰一旦进入这个环形配置海区，第一艘发现敌舰的潜艇就与其保持接触，位于环形海区上的其他潜艇则作为支援群投入战斗。这样，一个完整的潜艇战术原则就被提了出来，并写进了条令。

这一战术大大提高的潜艇的攻击效率。当帝国海军的众多潜艇聚集到东海区域的时候，这种战术的效果显现了出来：潜艇不光能够击沉商船队，也能够击沉护航的反潜驱逐舰队。令人惊异的是，日本鬼子对自己的声纳探测器非常自信。实际上，他们所倚仗的声纳探测器根本不能发现在护航舰队附近，像鱼雷那样紧贴着海面活动的潜艇。所以当大汉帝国海军的潜艇发动夜袭时，日本鬼子的舰队只有倒霉的份。

对于山本这支庞大的联合舰队，潜水舰队的侦察潜艇在其进入东海海域不久就发现了它，并向舰队司令部汇报了敌情。鉴于敌舰队过于庞大，舰队司令部命令潜艇采取沿途监视的战术，以判断日本舰队的去向。

随着加入监视行动的潜艇群越来越多，日本舰队的数目是越来越清楚：五艘航空母舰，五艘战列巡洋舰，七艘巡洋舰，二十六艘驱逐舰及其补给船。当海军总司令庞德中将拿到这份情报清单的时候，也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而且根据日舰队的航向判断，目标就是上海的海军基地。

随即，海军总参谋部开始忙碌起来，针对日本舰队的来犯，制定出紧急应变措施。命令潜水舰队的潜艇对这支日本舰队进行攻击，要在日本舰队靠近上海附近后达到攻击高峰；海军航空兵也实行了紧急转场，往上海，浙江一带机场进行集结；岸防炮兵的一个师紧急进驻吴淞口要塞等等，严阵以待。

夜色如墨。

一队身着土黄|色军服的日军鬼子悄悄地在夜色中潜行。除开低闷的脚步声、马蹄声和汽车声外，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这是日军大本营早就拟定好的一个计划，只不过是被迫提前执行了。

在占领大汉帝国东北四省后，对于大汉帝国华北，日军大本营早有预谋。

日本侵占华北的具体谋略，使用了“华北分离”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方法，则和泡制伪“满洲国”的手法如出一辙。即收买小部分汉奸，强j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

好盘算！这完全就是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日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掩人耳目，缓和国际干涉。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险狡诈不可谓不恶毒。但是，这一切都随着大汉帝国突然发起的袭击化为泡影。在遭到大汉帝国空军的打击后，作为侵华急先锋的关东军，积极策划其入侵华北的计划。

在此之前，日军已在华北各地制造了一系列事件，以压迫大汉帝国退让，撤兵，为其开展华北自治运动创造条件。

首先是谋划在内蒙建立“蒙古国”，这和苏联在外蒙的想法是惊人地相似。其次，在察哈尔制造了两次张北事件等多起事件，以逼迫宋哲将军的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地区，割让察哈尔东部6县于满洲国。

就在原帝国国防部部长何英清将军和日本关东军梅津司令官就华北问题达成《何梅协议》后，原受日本极力压迫排斥的驻察哈尔宋哲将军第二十九军，突然利用丰台事件开进北京，成为大汉帝国在华北平津的主要军事力量，给华北自治事件造成了曲折。日军因宋不是中央嫡系，认为可以利用，转而以宋为胁迫其自治的主要对象。

但是宋哲将军并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无援，无力独自抵抗日本，故而态度非常暧昧。日本以军事讹诈为后盾，紧锣密鼓地开展“华北五省自治”（五省为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运动，企图先从它处入手最终胁迫宋哲将军“自治”。却不料在西南的大军阀方云横空出世，打乱了日本人的如意算盘。

方云在夺取大汉帝国的最高权力后，实行了极端排日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极力打击日本的势力和驱逐日本人，让日本的情报机关一下就失去了耳目，并不能真实的了解大汉帝国的现状。方云上台后，主动派人和北京宋哲将军、绥远的傅宜生将军取得联系，然后是以帝国国防军接替了他们的驻地，把他们的军队撤到华中，西南一带进行整编。

日军的队伍还是在黑夜中急行，他们要在天亮前赶到张家口外围潜伏，以趁大汉帝国军队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偷袭张家口，夺取南下的进攻据点。

想起这近一个月来的遭遇，香川大佐觉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