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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根源。

社会党革命军坚决不同意放下武器接受整编，这让方云感到有点厌烦。他在国家国民委员会上做报告时说：“当我们的国家在经历灾害和战争带来的痛苦时，我们不忘记伸出友谊之手，派遣和平的使者。可是，我们得到什么呢？他们说，他们是不会放下武器的。这是什么意思？原来，他们说要和平是假的，说要联合抗日也是假的，那么我们帝国的军队应该怎么办呢？只有义无反顾地走过去，消灭他们。”

方云在国会的演讲引起了巨大反响，原先同情和支持社会党革命军的有识之士也开始出来大骂社会党革命军不顾大局了，分明就是想抢班夺权。是民贼，是独夫！一时之间舆论滔滔。

这下，华泽民坐不住了，失去了舆论民心，社会党运动被消灭是迟早的事情。他立即在延安发表通电说：“复兴党政府还扣押我党高级人员，这种谈判是没有诚意的，如何进行？”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的文章。

仔细拜读了社会党主席华泽民的通电后，方云大笔一挥，吩咐道：“放人！这下我看你怎么办？”于是社会党赴西安代表团被释放，帝国政府还派了飞机直接把社会党代表团送回陕北延安。

这下，社会党所提的条件方云全部答应了，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社会党革命军只好同意接受整编。在整编方式上革命军又提出异议，说是要把自己所有部队变成一个军。这让前去谈判的金必胜陆军中将非常恼怒，他硬邦邦地说：“原帝国中央军都全部被打散了充实到二线部队进行培训、整编，你们革命军凭什么例外？”

随即谈判不欢而散。跟随谈判的帝国媒体记者如实报道了这一切，全国民众弄得又是舆论大哗，对社会党革命军的谴责声不断。

在和革命军谈判收编的同时，山东、山西、绥远的地方部队收编、整训也是非常顺利的，除了有点麻烦的北京和广东。北京的地方强权军阀第二十九军（甲级）军长兼晋察国民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和李飞耘有很深的矛盾，而且他在北京有十万军队，一直和东北的日本人较劲。在和日本人长年的对峙中，宋哲深刻地感到了大汉帝国军备的孱弱，面对占领了帝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常常是有心无力。

李飞耘夫妇坠机身亡、何英清阴谋叛国等大事件过后，帝国的军政大权忽然全部落到了新近崛起的西南土军阀方云的手里，这让宋哲颇为踌躇。从眼前的表现来看，方云是一个坚定的反日分子，可是他对东北军张良将军的处理，又让宋哲有点心寒。对宋哲来说，张良对他是有恩的，没有张良当初的慧眼，也就没有他宋哲的今天。为此，方云让帝国常务副总理兼教育宣传部部长王文宾，前去山东乐陵，探访在老家休养的宋哲将军。

而广东的国民政府，在失去中央政府亲日派的遗老遗少的支持后，已经是日渐衰落。复兴党对广东国民政府的渗透是成功的，广东国民政府中大多数官员都已经倒向了方云，唯有孙科颇不甘心，最后，在方云的再三邀请下和国民政府的多数官员推举下，孙科只有怏怏不乐地进了帝国国民委员会，就任副委员长，而广东的国民政府也随之解散了。

西元1934年6月18日，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方云在帝都南京宣布了特赦令，赦免了一大批人，包括“西安事变”的张良和杨诚两位将军。这一举措深深地收买了原东北军系和原西北军系官兵的心，随即宋哲将军在北京宣布，接受帝国国防部对他的军队进行整编。最后，在陕北的社会党革命军也不得不接受了方云的整编方式。

收到这个确切的消息后，方云笑着对杜英豪说：“呵呵，最后一个也倒下了。下面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

杜英豪阴险地点点头说：“我知道怎么办。事情终于是有点意思了。”

“英豪，你要记住了，我们没有站到帝国权力颠峰的时候，可以用一切手段进行阴谋夺权。现在我们已经是站在了帝国权力的颠峰，那么一切手段将用来维护我们的权力和地位。”方云说道，“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了人民这一边，站在了广大无产阶级这一边，但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还是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确切地说，已经是在几大家族手中，李家、陈家、宋家和孔家等大家族手里，这些家族手里控制了帝国约40％的经济命脉，这将是不允许的。”

“主席说得不错，我们的党是不允许几个家族来左右我们的政策的。我们接手的帝国在经济上的确是一个烂摊子，我们在西南三省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随着移民、安抚和军费，现在已经是颇为困难。”王文宾在一旁说道。

“卑职明白了，我们先拿李家开刀。”杜英豪微微笑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