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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安事变的主角张良和杨诚两位将军，方云处理得很简单，直接交给了帝国国家法庭审理。而扣押的社会党代表团，方云命人秘密把他们押赴南京关押，然后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华泽民，要求革命军不要再和帝国对抗，帝国旧的一页已经翻过去，现在是新的篇章的开始，希望革命军放下武器，接受帝国的整编，共同为抗日事业作出贡献。

同时，安排了一个谈判小组赴延安与革命军进行谈判，并指示王文宾在舆论上造势。从而形成这样一个结果：你们社会党革命军不是一天到晚宣扬抗日吗？现在帝国邀请你们参加谈判，共同抗日，给你们机会。

对于苏联人和日本人支持下的外蒙分裂分子的蠢蠢欲动，方云发出了警告。

方云告诫这些外蒙的分裂分子，不要企图挑战帝国的心理底限，蒙古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这些说话，让苏联感到颇为不快。

清初，满清政府把蒙古分为三部分：漠南，漠北和漠西。其中漠南蒙古又称为内蒙古，漠北和漠西蒙古为外蒙古。外蒙古有较大的自主权。当时，满清政府为防止外蒙古割据，在库伦设置大臣，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保障疆域的稳定。

清初，沙俄不断侵扰蒙古地区，康熙年间，居于天山以北的蒙古一部勾结沙俄发动叛乱。在康熙的亲征下，于西元1697年平叛。但沙俄仍在俄蒙边境制造事端。

西元1727年，满清和沙俄政府签订了《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大汉帝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西元1898年，大汉帝国爆发了民族大革命，沙俄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力，并发放大批武器，准备制造外蒙独立。年底，在沙俄总领事的指挥下，驱逐大汉帝国官员，宣布独立。

一年后，即西元1899年，沙俄和外蒙签订了《俄蒙协定》和《商务专约》，这两个条约确立了沙俄实际上统治了蒙古。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从政府到民间群情激愤，内蒙也发表了严正声明，不承认库伦伪政府的一切条约。

西元1903年，是袁凯卖国最高峰时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订立《汉俄声明文件》，确认大汉帝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大汉帝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却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大汉帝国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西元1905年再订《汉俄蒙协约》，确认西元1903年的文件，沙俄对此十分满意。

西元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于是外蒙重回祖国的怀抱。西元1918年大汉帝国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驻军库伦。西元1919年，驻军与外蒙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大汉帝国政府强行通过政令，取消自治和废除西元1905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共产主义运动、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共产国际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苏共领导人列宁见过他俩后，在大汉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分离运动。

西元1920年由苏黑巴托尔和乔领导的蒙古共产党成立，积极从事分裂运动，首要任务就是肃清外蒙境内的“敌人”，即驻蒙官员、驻军、外蒙支持统一的人仕。西元1921年3月成立蒙古人民军和蒙古临时政府，6月苏俄派驻红军，7月人民军与苏俄红军开入库伦城，考虑到外蒙当时的特殊情况，坚定的“苏维埃分子”苏黑巴托尔与乔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势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国君。为维持分裂政府，苏、乔要求苏俄势力庇护，同意苏俄驻军并协助围剿白俄匪军与敌对力量。

西元1922年俄蒙签定一份协约，苏俄率先承认外蒙“独立”。西元1923年，苏黑巴托尔去世，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俄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俄驻军，制定仿效苏俄“宪法”，以西元1898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出面干涉，大汉帝国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国力不张，形势不利，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外蒙地区的非法独立，遭到大汉帝国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抗议和反感，鉴于此，苏联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另一方面，1924年签定的《汉苏协定》承认外蒙是大汉帝国的一部分。西元1925年，李飞耘主持中央政府时，苏联曾要求大汉帝国承认外蒙的独立，李飞耘回电严词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祖国。西元1927年，苏俄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

在局势动荡中蒙古统一人士要求大汉帝国政府出兵外蒙，汉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搞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但是大汉帝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帝国中央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使帝国政府无力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