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一章 深受影响(1/3)
当然,这里需要插一句,前面说到了辽朝的一些政治文化习俗,其中提到了它们的科举考试,这其实很有意思的,可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因为它们的科举考试其实跟我们是有一些不同的。
首先,大家都知道了,在古时候,我们是儒家文化为尊嘛,向外输出的也是儒家文化和思想。
自然,辽朝也不例外,很是受了这方面的影响。
而随着儒家思想的地位在辽朝不断提高和辽朝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儒家文化在辽朝统治域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影响日益扩大,诵经习儒已经逐渐成为那时辽朝社会生活中的时尚。
的确,儒学的发达,学校的设立,科举的实施,不仅提高了北方游牧社会的文化素质,更是促进了北方游牧社会的进步,而且随着儒家文化影响到北方游牧社会的诸层面,北方游牧社会与中原汉族社会之间的文化差距逐渐缩小,为民族的大融合铺平了道路。
显然,在这一过程中,辽朝科举制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要知道辽朝是以武立国,在建国之初,兵势方张,庶事草创,“礼之用未遑”,尚未触及科举制度。
至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后,辽朝为了稳定统治,适应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始在南京地区署置科举制度,以收汉族、渤海族士人,充实辽朝官僚机构。
此后,经世宗、穆宗的政治变乱,导致科举之事设废无常,随宜性较强,直至景宗保宁八年(976年)“诏南京复礼部贡院”,辽朝科举制度才逐步稳定下来。
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诏开贡举”后,辽朝科举制度由带有随宜设置的倾向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化,由此科举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和更加成熟,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愈加凸显。
也就是说,辽代科举是至圣宗耶律降绪统和六年(988年),方行贡举。
其规制“颇用唐进士法取人”,意思就是,辽代的科举制度是大致仿照了唐代的科举制度的。
最初每冬只放进士一二人,开泰元年(1012年)后逐渐增加取士人数,每科录取人左右,并规定契丹人不准应试。
取士人数最多时,达一百三十余人。
进士分甲、乙两科,最初只设乡贡、礼部试二级。
到了重熙五年(1036年)十月,巡兴宗耶律宗真在丞相张俭的建议下,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为题,试进士于廷,廷试亦成为辽之科举制度。
举资料记载,辽代约开贡举56次,所取状元可考者53人。
56次贡举,对于一个先后存在209年的少数民族掌权的朝代而言可谓不少。
但是需要说明,在那时进士出身,真正任命为官者,却少得可怜,可见辽统治者对科举的真正含义还缺乏科学的研究,又因辽之契丹文难考,保留的辽代科举资料又甚贫乏,作者菌也只查到这么多,也就只能粗略的给大家说一下,至于具体如何的话,还是期待有更多的发现吧。
与此同时还有金代,毕竟宋辽金三个国家嘛,同一时期,算是相辅相成了,提到大哥自然少不了二哥,也的确,金代的科举制度是在总结了辽代的科举制度的经验教训后建立的。
“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
就是说,辽代虽然沿用唐朝科举制度而行科举,但进士出身被任命为官的,也只不过十分之二三,科举只不过是个摆设。
“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
就是说金代科举虽采唐宋之制但能扬长避短,对进士出身者能予器重,而法亦非常严密。
金在开国之初,考试分词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类。
词赋进士考试、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考经义、策论各一道。
录取名额不定,考试亦不定期。
到天会五年(1127年),金军占领河北、河东之后,官吏贫缺,急需补充。
金太宗便根据辽、宋旧制的不同,下诏对南北士人各以其素习之业取士,号称“南北选”。
至天眷元年(1138年)五月,熙宗亦下诏,命南北选各一词赋、经义两科进士。
天德二年(1150年)将南北选合而为一,并取消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
到世宗完颜雍时,科举考试得以进一步改革:一是增加了时务策,海陵王时科举不考时务策,“士人不以策论为意”,影响了人才质量,为此世宗提出“并答时务策,观其议论,材自可见,卿等其议之”,故官员缺额较少,后罢掉南北选,每科取士不过六七十人,官吏缺员严重,有鉴于此,世宗便命“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于数。”
自此后,第科取士名额增加,至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取士达586人,承安二年(1197年),高达925人。
三是增设女直进士科,即策论进士,这是专为女真人设立的考试科目,该科设于大定十一年(1171年)初只试策,每场一题,用女真大字,后又增试诗或论,用女直小字。
可以说恒古以来,采用少数民族文字进行科举考试,这在我国历史上算是一大创举。
而本科设立后,首次考试在大定十三年(1173年)举行,共录取徒单镒等27人。
所取之士全部被任命为女直字教授,充实和加强了女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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