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六章 宋时四百四十行(3/4)

史载，宋理宗时，土地兼并“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

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占有70％的土地，每年流入市场的土地约占耕地面积的20％。这样的规模，已不能简单的以聚敛和剥削来看待了。

当然，需要说明，宋朝对土地兼并并非放任自流，而是通过控制“官田”加以调控(南宋时官田约有2000万亩)，通过颁布皇佑法等对地主的剥削加以限制，给“佃客”以国民待遇(佃客成为国家“编户”，获得平民身份)。

1022年户口统计表明，“客户”已占全国人口的1／3。

数量庞大的自由民的流动，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和城市的兴旺。

正如斯塔夫里阿洛斯所说：”宋朝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像是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宋史》载，“东京居民有20万户。”按每户8人计算(前文“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一说可证，当时没有计划生育，人均寿命较高，中等户一般都有子女10人左右，大户“可达30—40人)，大约有人口150万左右。

再加上数十万禁军(水浒中称“80万禁军”)，几万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及其家眷、佣仆，流动商贩、游民和外国侨民，东京人口应当不下200万!

这一数字不但超越了唐代的长安、洛阳，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特大城市。

而11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过万人，到13世纪(南宋后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仅有10万人口(今天听到人们称苏州为“东方的威尼斯”我就觉得别扭，宋朝的苏州不知比威尼斯富庶繁华多少倍)。

不只是东京，宋代10万户以上的城市还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40多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南京之后，世界上第4、第5个人口超越百万的大城市。

北宋时，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东京城内，商业活动活跃异常。

唐朝时，长安城内居民有“坊市之别”，居民住在规划齐整的坊内，商业活动仅限下午在东西两市进行。

而宋朝不再有“坊市之别”。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洪流冲击之下，宋初”夜市之禁”形同虚设。

965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夜市不禁”，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的限制。

仁宗时，商业发展到坊市无法满足需要的地步，朝廷下旨，允许居民临街开设邸店(相当于今天的破墙开店)。

于是从此以后，东京城里再也不闻街鼓之声，再也无人遏制正常的夜间商业活动了。

宋朝自京都到州县镇，同业的商户，都组成商行，入行的称行户。

东京市上至少有106多行，6400多行户。

诸行百户，衣着各有本色。

此外还出现了“牙人”(经纪人)和中介机构，赊卖(信用担保)、便钱务(汇兑机构)、邸店(寄存)、质库(典当)行业都出现并迅速发展。

史载，东京城内界身巷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壮观，门面广阔，“每一交易，动辄千万”。

遍布内外城的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

东京之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洛阳、密州、晋州，东南的苏州、杭州、江宁、扬州、真州、楚州、庐州、襄州，川蜀地区的成都、梓州、绵州、遂州、汉州，闽广的福州、广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城市。

州县城市之外，镇市、草市星罗棋布。

宋朝各镇设有场务，收取商税。

较大的镇，商税收入可以超过县城。

比镇市更小的草市数量更多，苏轼说，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

草市北方叫“集”，南方、叫“墟”，较大的墟、集有酒店、客栈等，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可发展成集镇。

镇市、草市的活跃促进了城乡贸易与交流，宋朝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州县为支撑，镇市、草市为补充的完整商业网络。

宋朝政府通过收取商税和专卖收入从中获得丰厚回报。

太宗时一年商税收入400万贯，仁宗时已超过2000万贯。

专卖收入在太宗至道时就达1123万贯。

二者构成了宋朝财政收入的主体。

南宋在江南建国，水上交通发达。

以临安和建康为枢纽，西向沿长江经鄂州联结四川，南面直通泉州、广州，联结琼州，商业贸易比北宋更为繁盛。

临安有户籍记载的人口在南宋末年为39万户，124万人(此数不确，应该在200万左右)，既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商业城市。

《中国通史》记载，临安居民所用物品，多从外地运来。

每天食用米万多石，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淮南、江西、湖广等地。

柴炭、竹木、水果来自严、婺、衢、徽等州，海鲜、水产则来自明、越、温、台等州。

临安所需菜蔬、布匹、食盐和各种杂货，也均从外地运来。

人们自豪的说：“以前没有过的东西，现在都有。”

各地的产品也在临安交换转运，浙江两岸船只云集，客贩往来，不绝于道。

临安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