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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覆盖着茂密爬山虎的乳黄色围墙。校园里那些古朴而雅致的砖红色欧式屋顶则若隐若现地从郁郁葱葱的围墙上露出可爱的一角，惹人想要一探究竟。沿着勉强能够容纳两车并行的鱼山路走下去，拐过一个小弯就能抵达青岛海洋大学的正门。正门里是一片茂盛的松柏矮树，而矮树后面则耸立着一座修建于日占时期的仿欧式建筑——它有着刷成米黄色的花岗岩外墙，典型的欧式橘红色瓦搭屋顶，别致的弧形楣饰，以及一座高耸在正当中，混杂了东西方建筑风格的平顶塔楼。经过大学校门，沿着围墙继续走下去，就会来到一个岔路口。从岔路往南，经过几座更加现代化的大厦就能抵达人来人往的热闹海滩；而向东则会沿着静谧的街道与参天的美桐树一步步走进一个充满了红色复折式屋顶，精致石砌拱券，粗糙花岗岩外墙以及凹凸砖石路面的古老世界。如同时光静止，世界始终一尘不变一般。

然而对于劳铭昌而言，这些让人恍惚间觉得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初的风景，还有着更深的触动。他记得自己的父亲曾说过，他的祖父名叫劳斯惟，就出生在青岛——当时这座城市还是德国人的租界。因此这些百年前见证过自己祖辈的古老建筑激发了他的无穷想象。由于始终没有娶妻生子，根植在中国人心底的家族观念逐渐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他开始沉迷在自己的家族历史里，并且越来越渴望了解与自己的祖先。然而这并非是件易事，他的祖父虽然出生在青岛，但早在五六岁的时候就被曾祖父送去了东北，托付给了生意上的友人。由于兵荒马乱加上年纪太小，祖父与家族的联系很快就断开了，因此祖父对家族里的长辈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再加上他的祖父过世得很少，所以能辗转传递给劳铭昌的记忆就更少了。为此劳铭昌将时间都花在了青岛市档案馆和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里，试图从公众的记录里挖掘出有关自己家族的信息——08年9月份的时候，他甚至还利用自己在山东省考古院的工作经历在市档案馆里谋到了一份修裱文书的兼职，以便自己能够接触到那些还没有完成分类编排，暂时不能供给公众查阅的历史档案。

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劳铭昌将他在这段时期内发现的所有信息都详细地摘抄了下来，并且整理编写进了自己的笔记里——在他死后，这些笔记又一件不落地送到了山东省文物考古院，并被相关的工作人员悉数整理了出来。虽然其中的大多数都记录非常繁复和琐碎，但由于它们和发生在劳铭昌身上事情有着莫大的联系，因此我仍有必要对这些材料进行一个大概的叙述。

按照那些文件的记录，早在清代中叶的时候，劳氏曾定居在浙江盐官镇，以经商营生，是当地的望族。咸丰初年的时候，家族中的一支——也就是劳铭昌的祖先——举家迁移了山东莱州府即墨县。搬家的原因并没有可靠的记载，依照劳家人自己的说法，劳氏在江浙一带结了仇家，因而被迫背井离乡。但根据劳铭昌的推断，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各式各样的文史材料里都曾提到这家人有一个非常古怪的习惯——家族里的一些成员经常会在傍晚驾驶两三艘船出海，而且直到数天后的午夜或凌晨才会归来。虽然他们宣称这只是为了出海打渔，但那些船回来时通常没有什么渔获。结合清代中后叶沿海地区走私猖獗的情况来看，劳铭昌觉得自己的祖先很可能涉足了这一不太光彩的行当，或许他们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抑或在同业间结下了仇怨，才不得已从浙江举家搬迁到山东。

不论真相如何，这一家人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青岛与即墨的许多文史材料都记载了与劳家人有关的事迹，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超乎寻常的渊博学识。按照那些材料的说法，劳家人经常会在与他人谈天说地时提起一些鲜为人知的前朝旧事，或者神秘隐晦的奇异见闻，引得众人纷纷侧目。而更让人惊异的是，能够掌握这种渊博的学识的并非只是一两位杰出才俊——在这个家族里，不论老少，所有人都能够轻松自如地谈论起一些常人根本无从辨别真伪的历史与奇谭。劳铭昌曾特意从一个名叫周豫科的私塾老师所留下的《正心斋杂记》里特别摘录了一件事情：一个名叫劳衡才的十岁孩童有一天在街头与一个说书先生争辩明将戚继光的轶事，最后竟将那个远近闻名的说书先生辩驳得哑口无言——而按照辈分来说，这个劳衡才就是劳铭昌上六辈的先人。类似的故事频频出现在各个年代的各种材料里——从咸丰年间的文人随笔到德国占领青岛后的报纸都屡见不鲜——唯一更换的只有故事的主角而已。似乎这种渊博的学识是一种写进了基因的特征，能够在这个家族里代代相传下去。

自然，许多人都想要了解他们博学的秘密，但面对此类的问题时，劳家成员的反应却颇为古怪。他们始终坚称这世上流传着一种长生不死的方法，而所有这些学识都是那些长生不死的先人传授给他们的。起初，人们都以为这只是些玩笑话。但劳家的成员却表现得相当认真，他们甚至会在谈到兴起时神秘地暗示劳家一直保守着长生的秘密，而且他们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是长生不死的。当然这只是劳家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他们并非长生不死，甚至都算不上长寿。因此每当劳家中有人故亡，一些刻薄的好事之徒拿来当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