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三章【平定突厥】(2/3)
给予魏征如此的信任和耐心;魏征很有招,他硬是用这样的方法迫使李世民戒除了偶尔的不在状态。魏征还在他著名的《十思疏》里,对所有领导者提出了10项忠告。他告诫领导们,重任在肩,凡事一定要做到“十思而后行”:
其一,当滋生贪念时,要想到知足;
其二,当想大兴土木时,要想到停止;
其三。当身处高位、自满自恋时,要想到谦卑;
其四,当自鸣得意、忘乎所以时,要想到自我克制;
其五。当企图安逸享乐时,要想到勤俭节约;
其六,当自己快乐时,要想到忧患;
其七,当担心被小人蒙蔽时。就要多多听取众人的意见和劝告;
其八,当反感奸臣陷害忠良时,就要想到增进自己的品德和智慧;
其九,当要奖赏某人时,就要反思自己是否是因为个人喜好而轻率重赏;
其十,当要严惩某人时,就要问问自己是否只因为一时之气而盲目重罚。
魏征认为,只要能从这10个方面去考虑问题,再把权力交给有才干的人,皇帝即使什么都不做。天下都可以太平。魏征事事都从李世民的统治利益考虑,情真意切,使皇帝陛下很受感动。他的这篇奏折,已经可以使他名垂青史。其在历史上影响很大,经常被后人引用。这其中,其实并没有提出多少新的、突破性的建议。只不过他总结得很细、很全面,并且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到了皇帝的自身反省上。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便是不平凡!我们不能对他有过多苛求,他已经很不容易了,运气也很不错。我们应该庆幸他得遇明主,并且对权力运行的规则很熟悉。在那个时代不靠皇帝自己觉醒。还能靠什么呢?难到真能有哪项制度或法规能够对皇帝形成有效监管和制约吗?我们应当向魏征致敬,更向李世民大帝致敬!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啊!李世民和魏征之间也并非默契异常地像夫妻一样,你一提意见他就听。都能当即虚心接受。虽然,魏征提的绝大部分意见和建议都很有道理,李世民也是聪明绝顶的人。但是,魏征的进谏方式确实经常很唐突、很直接,而李世民作为皇帝毕竟也有他领导人的架子、面子和自己的判断力。所以,他们之间经常也会起一些小摩擦。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632年,魏征在大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指责李世民的一条条过失,一点也没给李世民面子,使李世民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他当即大怒回宫,对前来迎接长孙皇后发下狠话:“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庄稼汉!”长孙皇后问庄稼汉是谁?李世民说,“除了魏征还会有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听了此话后,立即穿上皇后朝服,向皇帝郑重参拜:“祝贺您得到了一位正直的大臣。因为有了英明的君王,才有正直的大臣。”面对这样贤明的妻子,李世民的火气即刻烟消云散,又开始想到魏征的好了。
643年,64岁的魏征去世。李世民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感慨地说:“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衣服帽子;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成败兴衰;用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
我曾经有过这样三面镜子,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就失去了一面镜子呀。”李世民还曾说道:“在我登基以前,跟随我南征北战平定天下的,房玄龄功不可没。
我即位以来,尽心效忠、进献忠言,安定国家、利于人民,帮助我成就今天功业,被天下臣民称道的只有魏征!”魏征的两篇在后世广泛流传的文章——《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都是对李世民进谏的经典奏折。
因此,尽管有太多不足与外人道的隐情,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关系仍然显得难能可贵。二者相互塑造,使得君成了明君,臣成了良臣,为万恶的君主专制抹上了一丝“民主”的霞彩。
所以,魏征是标志性的人物,他一个人洗净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身上的鲜血,平复了李世民大帝失衡的帝王形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李世民在砸过魏征的墓碑不久,就找了个机会予以重修(魏征过世后,他先前极力举荐的杜正伦、侯君集都参与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
李世民又得知,魏征曾将其劝谏的奏章交给史官褚遂良。只顾自己扬名,全然不顾此举会给皇帝抹黑。因此,盛怒下的李世民派人砸毁了自己题写碑文的魏征墓碑。
1年后,李世民亲征高丽受挫,更加怀念魏征。又下令将其墓碑修复,并慰问其家属)。毕竟,皇帝的面子、帝国的尊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要大于君臣之间的个人恩怨。这样的道理。雄才大略的李世民当然比谁都知道。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真乃金玉良言。有着强烈危机意识的李世民,把这句话作为自己虚怀纳谏的行动指南。他对进谏有功的大臣进行大张旗鼓的奖励,所以敢于向他进言的大臣不断涌现。
曾经做过监察御史的马周,在为官的十几年里。所上奏折大多都是挑拣李世民为政过失的。他告诫李世民:“我听说天下应该以老百姓为根本”。“以人为本”,也被李世民视为治理天下的法宝。
后来马周生病,李世民亲自给他调理汤药。还有些人矛头直指李世民的一些生活作风,宰相王侍中晋见李世民时,看见已经败亡的庐江王李瑗漂亮的妃子竟然站在皇帝身边。就故意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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