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第230章 段文振遗策(1/3)

东征期间，兵部尚书、北平侯段文振兼领左候卫大将军，率部出南苏道攻打高句丽，途中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乃上表皇帝，认为高句丽人阴险狡诈，必以投降议和等诸多手段阻碍远征军的攻击进程，告诫皇帝切莫上当受骗，坚决不与高句丽人谈判，坚决不接受他们的投降，务必以摧毁高句丽之威来震慑北方诸虏。

段文振献策，今春雨水连绵，即将成灾，为确保大军能在预定时间内渡过辽水展开攻击，务必督军急进，不可迟延。渡过辽水后，更要严令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进，出敌不意，直杀平壤，如此则攻敌不备，必能一鼓而下。平壤是高句丽人的首府，是高句丽人的根本，只要攻克了平壤，也就摧毁了高句丽的人的斗志，失去了信心和勇气的高句丽人无法负隅顽抗，那么高句丽的其余城池也就不攻自破。如果我远征军未能以最快速度攻克平壤，则必然受阻于远东雨季，攻击难度会大大增加，粮草辎重的供应也异常艰难，到那时前有高句丽人据城坚守，重兵阻击，后有靺鞨人偷袭骚扰，阻截粮道，则远征必将陷入困境。

东征关系到国祚根本，关系到中土命运，倾尽了国力，为防止出现意外，必须速战速决，一战而定，为此段文振恳求皇帝和中枢，不要犹豫，不要迟疑，一鼓作气，直杀平壤，舍此以外，别无上策。

然而，皇帝和中枢没有采纳段文振的遗策。

段文振是齐鲁人，隶属山东贵族集团，无论在北周朝还是在本朝，都饱受关陇人的遏制。但他文武干略，有真本事，尤其在命运的关键时刻都做出了正确选择。在北周朝，他是第一权臣大冢宰宇文护的亲信。先帝崛起初期，尉迟炯等权臣举兵相击，段文振支持先帝，结果为先帝所器重。统一大战结束后，时为晋王的今上镇戍江左，段文振以司马一职辅佐今上，从此忠诚于今上，为今上夺取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今上登基后，以段文振为兵部尚书，委以重任。

兵部主要主掌军事行政权，兵部最高长官做为中枢宰执之一，参与军事决策。十二卫府的大将军拥有统兵权，战时在皇帝授权下拥有军事指挥权，也参与军事决策。诸如东征这种重大国事的决策，仅靠军方决策远远不够，中枢其他核心成员，比如内史令（内史胜长官）、纳言（门下省六部长官等等都要参与决策，但具体到东征这一仗怎么打，却是军方决策，参与决策的有皇帝，有尚书台长官和尚书兵部长官，还有十二卫府大将军。

段文振做为本朝兵部尚书，虽然位高权重，但在军事决策中，也仅仅只有一票。当然了，如果他在军方是威名显赫的名将，功勋累累，德高望重，且权势庞大，门生弟子遍布军中，比如当初出任尚书令的越国公杨素，那么他绝对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军事决策，但可惜的是，段文振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无法比肩越国公杨素，即便皇帝信任他，即便皇帝相信他的决策是最好的，亦无法帮助他在军事决策中做到一言九鼎。

军方的复杂程度不一定超过政界，但因为军队的特殊性，它的集团利益更为严重，虎狼成群，实力强悍，很多时候即便是皇帝，面对这群杀气腾腾死守自己“地盘”的虎狼，亦倍感棘手甚至一筹莫展，所以军事决策的拟制难度非常大，尤其东征牵扯的利益太大了，众多军方势力为了争夺利益不惜大打出手，激烈厮杀，就算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迫于军方势力之间的合纵连横，在决策拟制中也不得不妥协让步。

东征这一仗怎么打才能实现中土的战略意图，从历史上中土人与高句丽人的多次交锋来看，无非两个策略，一是威慑，以绝对实力迫使敌人投降，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利益，这有成功的范例，外交手段多于战争手段；其次是攻击，以血腥杀戮彻底摧毁敌人，比如西征，最后就演变成了开疆拓土，战争手段代替了外交手段。

若是以外交手段为主，以战争手段为辅，实现了东征的战略意图，那最大功劳就不是军方的，军方利益受损；反之，若以战争为主，以开疆拓土为最终目的，那在实现东征战略意图的同时，军方也获得了最大利益，这是军方最为乐见的，但为政界大佬们所抵制，尤其持激进改革立场的大佬们，为最大程度削弱军方对改革的影响，始终是不遗余力地遏制和打击军方，此次又岂能让军方借东征之利而咸鱼翻身？

然而，如果外交手段难以实现东征的战略意图，那么就必须动用武力。若东征以战争手段为主，又要采取何种战术？

段文振拿出的计策是“斩首”，飞行千里，直杀平壤，一战而定。从历史上来看，中土人与北方游牧诸虏的作战方式就是如此，一击千里，以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我杀光了你的人和马，你还打什么打？之所以运用这一战术，就是因为战场距离太过遥远，粮草运输不便，只能以战养战，只能一击千里，但这一战术的风险极大，它本质上是孤军深入，没有后援，没有粮草接济，稍有不慎便会陷入对手的“诱敌深入”之计而全军覆没。

但此次东征，对于发起者，对于皇帝和以改革派为核心的中枢来说，政治目的大于军事意图，名义上是摧毁高句丽，是建立和完善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实际上则是以无上武功来加强皇帝和中枢的权威，以强悍的权威来打击和削弱保守派，加速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