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6.第866章 胡三七的故事6(2/3)

这一条船上就是三四百人，那么靠岸的这么多条船，究竟会有多少人？

胡三七在心中打了个颤，到底有多少人，已经超出他的计算能力，但是怕不是比家乡县城里的人还多吧。

在明末的年代，中原各地都是“人口过剩”、民不聊生，而官府的对策就是朝上面哭穷，要求赈济以及免税。

但免税以后，对于那些小民的强制收税反而可能变本加厉，因为这样收到的税就完全是官老爷所有，自然是美滋滋啊美滋滋。

至于赈济，呵呵。

一万两银子从国库里被提出来，立刻就要被户部官员按照“常例”漂没掉三千两。在银子出了户部之后，接下来又要经过兵部衙门，同样要被再狠狠宰上一刀。然后还要经过兵备道衙门和总兵衙门的克扣，才能发到负责募兵的军官手里，这时候的银子若是能够剩下三千两，就该烧高香了。

然后，这些募兵的军官又会按照常规，克扣五成到七成左右的饷银，用来交际应酬和养他们自己的家丁……这么一层层的雁过拔毛下来，最后天晓得能有百分之几的银子，会被真正地用在募兵上？！

既然如此，诸位重臣们又何必要拿出自己辛苦贪污来的银子，白白送给那些下级官吏去发福利呢？

总的来说，古代的“肉食者”真的是相当的“鄙”，似乎总是处于某种吃一百个豆子也不嫌腥的状况，即使这些贪得无厌的家伙，明明知道破家亡国的危机就在眼前，可是他们也依然不会吸取任何的教训。

这已经不是愚蠢，而简直就是愚蠢了。

在传说中，李自成的故事里，有这样的“有趣”传闻：当时李自成纠集农民军围攻洛阳，企图夺取洛阳城内福王府囤积的无数金银粮米。而洛阳的城墙和堡垒虽然十分坚固，守军却在战前就已经欠了半年的军饷，对身后的洛阳官府和福王朱常洵自然是怨声载道，纷纷怒言：“洛阳王府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军心一时间极为不稳。

面对这样的情况，正如大明朝臣一遇到缺钱就想让皇帝拨发内帑一样，洛阳文武也是自己一毛不拔，一心指望着福王能够忠君爱国、慷慨解囊，先是洛阳知府和总兵去福王府上门劝捐，未果之后，又请当时隐居洛阳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福王府，劝朱常洵开府库赈济饥民、犒赏军士。可惜据说当时福王嗜财如命，根本不听。最终导致守军因怨生恨，只战斗了一天就倒戈哗变，向李自成献城投降，洛阳遂陷。

李自成攻破洛阳之后，逮着了逃跑失败的福王，便命令手下人把这个三百斤重的肥王爷给绑起来，剥光洗净，又从福王府的花园弄来几头梅花鹿宰杀，与福王一起丢进一只大鼎里共煮成肉糜，名为“福禄宴”，供将士们共享，从此，福王朱常洵就成了文人们口诛笔伐的笑柄，好像洛阳陷落都是他的罪过一样。

可当时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洛阳之战爆发前夕，福王虽然一开始确实是推脱着不肯出钱，但在前兵部尚书吕维祺的再三劝说之下，最终还是捐献了三万两银子。再加上洛阳城内其它士绅的捐献，最后总算是凑到了五万两白银，一千石粮米。在这批钱粮送来之时，洛阳的守城官兵当即就欢声雷动、士气大振。

可问题是，即使是在这等兵危战凶之时，洛阳文武依然没忘了漂没钱粮，甚至克扣得比平时还要凶狠，五万两银子刚刚到手，洛阳分巡道王胤昌便留下了一万两，王绍禹总兵也克扣了一万两，洛阳知府冯大人吞了八千两，洛阳推官卫大人拿了三千两，一番七折八扣下来，发到守城的四千多官兵手里时，账目上的五万两银子已经只剩八千两，几个小军官又合谋吞了五千两，最后每个官兵只分到了区区几钱银子。

偏偏之前官府募集到五万两银子的事情，全体官兵早已知晓，都眼巴巴地等着这笔空前大犒赏呢。此时一看，即使已经是流寇兵临城下的要命关头，诸位上司们依然这般苛待自己，于是一起一落的巨大落差之下，自然是气得人人大骂，满肚子怨气。接着，各路守军还因为各营银两分配不均，而在城墙上为抢银子爆发内讧，乃至于动刀子死了人。李自成趁机挥师猛攻，守军自然是投降的投降、溃逃的溃逃了……

或许，那位福王朱常洵一开始之所以不肯出钱，恐怕就是因为知道以洛阳这帮昏官的作死秉性，即使给了他们再多的银两，即使刀子已经架到了脖子上，也只会拿去中饱私囊，照样不肯花在战事之上吧。

自古至今，自然灾害之后的赈济最后总会变成基层当权者的盛宴，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连皇帝也无可奈何，明知道救济钱粮拨下去就会被层层盘剥，到灾民手里十不存一，可还是要继续下拨，否则自然灾害就会激起民变，很多时候就是拨了再多的钱粮也一样会激起民变，所谓盛世和末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在盛世的时候，救灾物资即使经过层层克扣，灾民最后多少还是能分到一些。而到末世就成了官僚集团彻底吞掉一切的拨款和物资，压榨得老百姓活不下去，最后激起民变让皇帝上吊来顶缸。

当一个封建王朝处于盛世的时候，机构一般还能保持正常运转